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发展历史，才能深切感知“何以中国”，才能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所著《中华文化十五讲》是一部全景式展现中华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典范作品。这部著作汇集了冯先生的学术成果精粹，凝练了其文化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立意宏远、内容丰富、逻辑严密、论证周详，特别是以文化讲座的编排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复杂深邃的历史文化变得亲近而易于理解，有效拉进读者与中华文化的距离。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通过“史”的研究来真正把握“文化”。《中华文化十五讲》以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文化的实质性内蕴、文化结构、文化史在历史学科中地位的确立和发展为开篇展开论述。冯先生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坚持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相统一的理论基点，他尤为反对研究上的“见物不见人”或“见人不见物”，强调“文化的出发点即是从事改造自然（进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的人”。基于此，他将文化划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狭义文化）两极，经由语言和社会结构组合成文化统一体（广义文化）。他强调，“文化”是一个不断运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只有通过“史”的研究，方能真正把握“文化”。研究过程中，要恢复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完整形象”，它既不是“文化决定论”，也不是单一的“经济决定论”，而是肯定文化“在历史中本来所具有的旺盛活力，科学地阐释历史进程中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肯定历史的主题——实践着的人的创造性功能……，把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看作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整体”，只有这样，才能生动、丰富地描绘出历史的全貌，准确、深刻地揭示历史自身的运动规律。也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基础，本书第三讲“中国文化史分期”对中国文化史的分期问题进行了全新思考。他指出，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与西方文化大有不同，地域、民族、国家和文化四者合为一体，要考虑到中国文化独有的延续性和自我完结性；要关注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整合、互补过程，确定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还要充分观照文化内涵的各个层面（物质、制度、行为、心理等）；特别要注意中国文化内部自身运动的规律。综合考虑以上诸因素，他将中国文化的发展分为前文明期，智人到大禹传子、文明奠基及元典创制期，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一统帝国文化探索定格期，秦汉、胡汉、中印文化融合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叶、近古文化定型期，唐中叶至清中叶、中西文化交汇及现代转型期，清中叶迄今等六个阶段，并特别重视中国文化史发展的两个关键时段：晚周与晚清。纵观其文化史研究的全过程，始终展现着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唯物史观的高度崇敬和科学运用。
二、以“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模式阐释中国文化史的核心概念。“历史文化语义学”是冯先生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研究范式。它以关键术语和核心概念为关注点，旨在通过对概念作历史性考察，探析概念背后蕴藏的丰富历史文化意蕴。本书第二讲“中国文化史的基本概念”一文，充分体现了这一研究模式。本讲开端，冯先生就指出，中国文化史是一部“多幕戏剧”，其中“中国”是“演出舞台”，“中华民族”是演出主体，“文化”是演出内容。我们研习中国文化史，应当了解舞台、主体和内容，“厘清相关的基本概念，这是登堂入室的前提之一”。由此，他系统阐释了中国文化史的若干核心概念在古与今、中与西文化交汇中的深刻的内涵演变：“中国”一词，从古代的天下中心之义，演变为近代的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涵义派生出文化中心涵义；“中华民族”这一复合词的出现，既有悠远深邃的历史渊源，又在近代民族国家竞存的世界环境中得以正式铸造，其涵义为中国诸族之总称，对内强调民族平等，对外力争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了绚烂多姿的中华文化；“文化”一词原为汉语古典词，有“人文化成”“文治教化”的内涵，在近代被借以翻译西洋对应词，从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文化”与“文明”比较而言，“文化”的本质内涵是“自然的人化”，而“文明”则是文化发展的较高阶段，或泛指对不开化的克服，或指超越蒙昧期和野蛮期的历史阶段……这些“知识考古”，帮助我们得以窥见“前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这种语义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融合无间的研究范式，显示了其“有容乃大”的学术气象，更彰显了中国汉字文化坚韧的主体性、包容性和生命力。
三、以文化生态学的创新角度分析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与特质精神。长期以来，思想文化史一直是学者们高度关注的领域。传统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一般采用社会史研究、哲学诠释、学术史研究等方法。冯先生将文化生态学的创新角度用于文化史的研究，是其又一重大理论贡献。本书第四讲至第十三讲，均以此创新角度，尤其重视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等文化“外结构”，对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与发展演变进行探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如何探析这种历史连续性，冯先生从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结构、国际条件四个方面考察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半封闭的北温带板块状大陆得以滋生发展，其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组织以宗法制度和专制政体为基本形态，而周边则为后进民族所环绕。”这种特定的生态环境，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使中国文化形成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性格：人文传统，重人生、讲入世；伦理中心，以“求善”为旨趣；尊君重民，“尊君”和“民本”相辅相成、一体两翼；中庸协和，尚调和、主平衡；延绵韧性，文化认同力和适应力“双强”。在此基础上，中华文化表现出人文与天道契合，在天人关系上“循天道，尚人文”；伦理中心与经世倾向，“重德求善”“入世—经世”；敬祖与重史，尊天、法祖，尚人文、重史乘等人文精神。这些人文精神以《诗》《书》《礼》《易》《春秋》《老子》《庄子》等“中华元典”为载体得以体现和传承。
四、以深切的文化情怀和学术担当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与发展。冯先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与其天资、学养、勤勉分不开，更与其以学术为生命的坚守、情怀与担当分不开。他指出，中国文化在坎坷跌宕中绵延生发，成为世界史上“连续性文化”的典范，中华民族是中国文化的创造主体，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应该责无旁贷地去探求这一“东方之谜”。由此，本书的第十四、十五讲，围绕着“近代化”与“现代性”这两个关键词，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指出，尽管中国的近代化道路曲折复杂，但并非由西方的物质—精神的“简单位移”，而是“古今中西”大交汇的产物，要确立多元与一体对立统一的文化观，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再造。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他表现出一种“谨慎乐观”，强调“对传统文化须加辨析，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全盘推倒和照单全收都是不对的。中国有很多问题的解决，有赖优秀传统的弘扬，但并非是传统文化的简单召回，而需要创造性地劳作，包括古今转换和中西涵化”。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原创性内核”中华元典精神不仅在中国近代化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直至今日，其中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合融通”观念对于正在犯着“现代病”的后工业化社会依然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因此，在书末，冯先生呼吁并期冀诸君对这些“元典精神”进行重新诠释，以期构建完善的中国现代化理论。
司马迁讲“述往事、思来者”，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读本书，字里行间，无不透视着一位文化史家穷其一生探寻“中国文化从哪里来，未来又将向哪里去”的学术追索和致力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学术担当。该书值得反复阅读，细细品味。
（作者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分中心教授、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
本栏目编辑：宋星霖
